生态GDP:生态文明评价制度创新的抉择

编者按
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工业GDP，到20世纪90年代的绿色GDP，再到今天的生态GDP，人类从未停止探索真理的脚步；每一次发现，都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我国林业专家经过长期研究提出的生态GDP概念，被认为是可以弥补现行绿色GDP核算中的缺陷，同时也是现阶段最符合我国国情、地方政府最能接纳的一种核算制度。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即生态GDP核算体系，并将其作为一种制度推广。
　　2报刊发专题报道，详细介绍生态GDP提出的有关背景、深刻内涵及其创新实践，使读者全面了解基于生态GDP核算体系的生态文明评价制度发展进程。
生态GDP：生态文明评价制度创新的抉择
　　“生态文明”、“生态产品”、“生态效益”等字眼在十八大后成为热频词汇，备受关注。那么当谈及现阶段的热点问题“生态文明评价制度建设”时，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最好的途径是现行的“绿色GDP核算”吗？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种核算是真正符合生态文明评价制度要求的？下面就让我们追随林业科学家的脚步解开这个谜团。
　　先天不足：绿色GDP自诞生起就存在缺陷
　　绿色GDP是在西方国家认识到工业GDP的弊端后提出来的，许多组织或个人为此纷纷提出了解决办法，如可持续收入思想、生态需求指标（ERI）、净经济福利指标、净国民福利指标等观点。这些观点都认识到了现行GDP是以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和自然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为代价的，使得人类居住环境日益恶化。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组织出版了《环境进展的监测》，正式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其内涵就是在现有GDP的基础上，减去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价值。然而，这个概念并没有涉及到与生态产品、生态文明评价制度建设相关的理念。不难看出，该定义自诞生时起就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首先，在经济发展与资源价值相关的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其简单地认为“经济产出总量增加的过程，必然是自然资源消耗增加的过程，也必然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过程”。这就将绿色GDP从出发点上决定了是GDP的减量因素（做“减法”），它只是简单的在核算中扣除了消耗，表现的仅仅是经济的实际水平，仍没有通过核算把人为干预下实际存在的生态价值统计出来（做“加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然界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进而制约了创造生态价值的积极性。
　　其次，可持续发展是绿色GDP核算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即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绿色GDP的概念本身反映的是环境资源损失的代价，即经济与环境之间的部分影响，而没有反映出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尤其是环境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的相关关系。因此，只能说其是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而不是全部。由此看来，简单地认为绿色GDP的提出乃至其核算就能反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可以推进生态文明评价制度的建设，就未免显得偏颇。
　　再次，绿色GDP的概念体现的是存量范畴，而资源再生产所带来的效益属于流量范畴，如何实现流量与存量的紧密衔接，这是该定义中没有反映出来的。也就是在定义的过程中仅仅考虑了消耗资源的量，而没有考虑资源再生产的价值，即生态效益。当前的传统社会已经向现代生态社会转型，如果只是竭泽而渔，只注重绿色经济的发展而对地球形成生态欠账，那么绿色GDP可能要大打折扣甚至是负数。因此，只有将存量考虑进去，才能极大地调动各级政府再生产活动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会调节各级政府对环境资源的态度。
　　现实尴尬：绿色GDP核算制度难以推进
　　自绿色GDP诞生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开展了本区域内的绿色GDP核算。如博茨瓦纳共和国将水资源的消耗计入其内；德国计算了自然资产价值和污染破坏价值，其间最主要的是污染破坏价值；丹麦注重能源的消耗价值；挪威纳入了自然资源价值；加拿大核算了环境资源价值；墨西哥也将石油、各种用地、水、森林等资源纳入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也没有一国以政府名义发布的绿色GDP结果。由此可知，国外的绿色GDP核算同样没有正确地正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因而忽略了自然界的主动性，即自然界自身的生态效益。这也是绿色GDP核算制度推广的艰难所在。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步推进，“绿色GDP时代”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也日益凸显。“GDP至上”、“以总量论英雄”等发展观念虽然得到了有力纠正，但是一些地方在发展理念上仍然存在着“重经济增长、轻生态建设”的误区。当前，用绿色GDP考核政府业绩及党政官员政绩的评价方法一直难以开展。原因在于，一旦实施绿色GDP，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这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由于过去是单纯的GDP增长的考核指标，现在却要在此基础上做“减法”，这就有可能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由此形成诸多阻力。
　　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污染扣减指数为1.8%。两项合计，需要扣除当年GDP的4.85%。而2004年，我国GDP增长率为10.1%，这也就意味着增长率的将近一半被环境退化所抵消。当然，这个结果还不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绿色GDP核算结果。因为它只是计算了环境退化价值，而没有计算资环损耗的价值。若是再将资源损耗价值扣除，那么当年GDP的增长率将会所剩无几，这个结果将是党政官员不愿意谈及的。
　　事实上，在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重要性日益凸显的今天，政绩考核这个“指挥棒”必须与时偕行，才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
　　再者，环境信息公开化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而在中国，各部门存在着绿色GDP核算结果不予公布的尴尬局面。由此也可以看出，绿色GDP核算的概念还没有得到政府的全面支持。例如，2004年，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在全国推开绿色GDP核算，但却遇到了种种阻碍，最终无法实施。2010年，林业部门开展了绿色GDP的核算工作，当时就把森林生态效益列入了其中。但是由于在做“减法”和“加法”上，未能与环保部门达成统一意见，最后也没能成功。
　　面对历史新机遇，为了探索生态文明评价制度的创新途径，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首席专家王兵研究员于2012年11月在国内外率先提出了“生态GDP”的概念。这一“探索生态文明评价制度的创新途径”首先在定义上克服了传统绿色GDP对资源价值认识的局限性、对可持续发展认识的片面性，以及对存量和流量认识的混淆性；在观念上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处及生态产品的本质所在；在理念上从根本纠正了官员对政绩考核这一“指挥棒”的错误认识；在执行中实现了生态价值可以变现的技术难题。这是对绿色GDP的进一步升华和完善，也是该团队夜以继日、勇于探索的奋斗结果。
　　由此看来，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只有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指导下，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尤其是生态文明中强调的自然的主动性，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从观念到行为上的转变。党政官员们已经开始在观念和行动中“改弦更张”，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不管这个过程需要多久，都必须有一个好的开始、一个好的切入点。而倡导生态GDP、推行生态GDP核算制度，对大众来说，可谓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福音”。
　　时代呼唤：生态GDP核算体系应运而生
　　现行的绿色GDP核算过高或过低地估算了经济社会发展价值，均无法真正地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情况。
　　王兵研究员结合十八大报告和前期的科研成果，于2012年11月底首次提出生态GDP概念，即在现行GDP的基础上做两次减法（减去环境退化价值和资源消耗价值）和一次加法（加上生态效益），也就是说在原有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加入了生态效益。
　　那么，何为生态效益？生态GDP能够弥补绿色GDP的缺陷吗？王兵研究员首先认为，生态效益就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生态产品，包括涵养水源、净化大气环境、保育土壤、固碳释氧和生物多样性保育等方面，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换句话说，就是自然生态系统在本身的生命活动过程中，为人类提供生活所需的资源和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其中不涉及生态系统作为存在、遗产等所具有的功能。将生态效益纳入生态GDP核算体系，可以科学而客观地评价生态系统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作出的贡献，准确地反映出生态系统的变化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生态效益的影响，全面地凸显生态系统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为国家制定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
　　其次，生态GDP弥补了绿色GDP的缺陷，重新认识了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环境在经济产出过程中，除了被动的消耗和损害外，还在创造着自身的价值（生态效益）。这就解决了绿色GDP无法协调的存量与流量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充分体现出了生态文明的思想，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共存的关系。生态GDP充分认识到了经济与环境、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能够反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生态GDP不单单是在做“减法”，而且还在做“加法”，这样就避免了当年GDP增长率被削减，相对于绿色GDP更容易使人们尤其是政府部门所接受。
　　再次，多种自然生态系统类型中，哪一类型生态系统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应该首先纳入生态GDP核算体系？陆地上最大的资源和环境载体当属森林生态系统。就当前我国而言，森林在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协调区域发展、发展森林文化产业，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防沙治沙、提供可再生能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说，森林为经济体系以及人类生存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生态服务。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最终形成的《哥本哈根协议》中，同样提到了森林的重要性。森林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以及其在维护人类生存环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森林生态系统还能产生非常全面的生态产品。所以，将森林生态系统所产生的生态效益首先纳入生态GDP核算体系中是毋庸置疑的。
　　十八大报告要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将森林生态系统效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以引导人们自觉转变观念，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宝贵财富，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观念，继而把这种观念贯彻到经济、社会的实践当中，建立考核和监管体系，促使人们加大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只有将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环境问题。王兵研究员进一步认为，生态GDP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同时还能体现林业工作者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最后，成熟的森林生态效益评估技术完全能够支撑生态GDP核算。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项数众多，有些是可以量化的，而有些是不能够量化的。鉴于此，王兵研究员及其科研团队近年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最终确定了森林生态效益评估的指标体系，包括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生物多样性保育、森林防护和森林游憩8个方面，它们均是要纳入生态GDP核算体系之内的。通过研究，国家、省、市（州）、县、林场等不同尺度上的森林生态效益皆可进行测算，如此成熟的技术方面研究足可以支撑生态GDP核算的开展。
　　结 语
　　十八大的召开，吹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号角。如何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将是国人乃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生态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生态GDP开始逐步走入人们的视野。通过生态GDP核算，可以从本质上认识到人与自然同样为主体、同样有价值、同样具备主动性的观念，并遵循自然界与人类和谐发展的规律。如果生态GDP能在中国顺利开展，这必将成为开展生态文明评价制度的创新途径，无疑会对生态文明评价制度的尽快完善与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生态GDP的研究，堪称是“对环保运动的新动力，对人类未来的新贡献，对世界发展的新启示”，必将会加快“美丽中国”这个美好愿望的实现。
生态GDP核算体系的应用
　生态GDP核算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技术上是不够的，人们关心的是在实际中如何应用？应用的效果如何？应用结果是否可以让人们从内心去接受？
　　北京市生态GDP核算
　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2011)》、《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2010)》和社会公共价格数据，计算出北京市2010年资源消耗价值为260.14亿元（1.94%）、环境损害价值为120.25亿元（0.9%），而当年北京GDP为13777.9亿元。根据绿色GDP核算体系计算得出：北京市2010年绿色GDP为13397.51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市2010年绿色GDP比传统GDP降低2.76%，因为其只考虑到了减法，不能被人们所接受，绿色GDP的缺陷暴露无遗。
　　根据2010年发布的《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北京市森林生态效益为每年235.40亿元。同时根据国土资源部网站消息，北京市2011年湿地生态效益约为129亿元。根据生态GDP核算体系得出：北京市2011年前后的生态GDP为13761.91亿元。从计算结果中得出，生态GDP比传统GDP减少了0.12%，比绿色GDP高出2.72%。所以，生态GDP计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其虽然比传统GDP有所降低，但是降低比率相对于绿色GDP来说，已经很低了。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在于北京市森林和湿地资源总量不够丰富，质量一般，从而导致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不高。
　　吉林省生态GDP核算
　根据《吉林省统计年鉴(2012)》、《吉林省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社会公共价格数据，计算出吉林省2010年资源消耗价值为249.81亿元（2.37%）、环境损害价值为95.27亿元（0.91%），而当年吉林省GDP为10530.71亿元。根据绿色GDP核算体系得出：吉林省2010年绿色GDP为10185.63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吉林省2010年绿色GDP较传统GDP降低3.28%，同样无法被人们所接受。
　　根据2012年发布的《吉林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动态评估》，吉林省2011年森林生态效益为每年5934.49亿元。同时有关研究表明，吉林省2004年湿地生态效益约为1096.2亿元。根据生态GDP核算体系得出：吉林省2011年前后生态GDP为17216.32亿元。从计算结果中得出，生态GDP比传统GDP增加了38.83%，比绿色GDP高出40.84%。所以，吉林省生态GDP核算效果极其明显，这主要归功于吉林省森林资源丰富和森林生态效益明显。
　　北京市和吉林省的生态GDP核算结果显示，在生态效益、尤其是森林生态效益较大的区域，生态GDP核算的结果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这样可以促使人们更好地保护生态系统，提高生产生态产品的能力。
　生态GDP提出的背景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各国政府、研究机构和学者一直致力于对环境、资源、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众多的绿色核算指标纷纷出现。例如：为了计算“从环境中取出资源和产生废弃物污染环境”这样的影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出“生态需求指标”这一概念，并成为现代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先行者。但是，这个概念过于笼统，识别能力受到限制。接下来，为了计算“一国一年内所有产品、服务、国民行为给全体国民带来的正数或负数福利”时，萨缪尔森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士·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提出“经济福利尺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即把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这个指标最明显的进步就是已经开始将环境污染货币化，并将闲暇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也列入核算范围。日本政府也在国家层面上提出了绿色GDP指标，即“净国民福利”指标，就是把每项污染设置了一个标准额度，超过这个额度的污染，必须编列出改善所需经费，这部分经费才被在GDP中扣除。此项指标关于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的处理相对于“净经济福利”指标更加贴近于现行的绿色GDP，但是它没有涉及到污染直接造成的损失和资源消耗价值，对GDP进行了过高的估计。
　　世界银行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绿色核算”和“绿色GNP/可持续收入”指标，目的在于计算在不减少现有资本资产水平的前提下所必须保证的收入水平。但是，它们却把“资源恢复部门新创造价值全部+环境保护部门新创造价值全部”又加进了GDP中，因此导致结果过高。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所发布的报告《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R)1992》中关于绿色GDP核算，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其最终计算结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绿色GDP。这个核算体系在理论上已经成熟，已将资源环境消耗成本从中扣除，并对资源环境进行了调整。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就是核算范围不全面，没有核算所有的环境资源要素，对于资源的再生和废弃物转换等没有界定清楚；再者，就是在估价方法上还存在很多争议。
　　世界银行又提出了一个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真实储蓄率。其内涵就是：在扣除了自然资源枯竭以及环境污染损失之后的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具体来说，就是国家消耗的自然资本而获得了收入计入消费上，而不是投资，久而久之国家发展能力不断被削弱，就会出现“负储蓄”特征。反之，则为“正储蓄”特征。它能够比较客观、科学地评价一个国家拥有的真实财富及其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这个指标无论是在核算理论还是核算方法上均比较成熟，后来一直被世界银行用来定期发布各国绿色统计数据。1995年，世界银行组织出版了《环境进展的监测》，正式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在现有GDP的基础上，减去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价值。这标志着绿色GDP核算体系的正式形成。
　　综上所述，这就为生态GDP的提出做好了前期铺垫和理论上的储备。
　　（2013年2月26日《中国绿色时报》第3版 记者：张辉 王建兰 通讯员：牛香 宋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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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林业政策  林业建设  科技  创新  生态  生物多样性  森林资源  生态GDP  焦点新闻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