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究竟值多少“金山银山”

中国科学报2019年４月２日讯　记者韩扬眉报道
3月下旬的一天，位于北京植物园里的森林生态站迎来了一位为地方森林价值评估谋求良方的客人。
“过去评价森林资源，大多强调面积扩大多少，蓄积量增加多少等，缺乏生态效益评价。谈林业价值，便默认是木材的经济价值，人们没有真正认识到森林的生态价值，尽管生态保护意识提升了，森林保护成效也不是很大。”辽宁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副院长董泽生从事林业工作数十年，深知森林的生态价值远远超过以木材为主的经济价值，但因缺乏实实在在的量化数据，很难将这种意识传达给公众。
中国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森林生态效益监测与评估首席科学家王兵团队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解决董泽生的困惑。
而位于北京植物园的森林生态站就是王兵带领团队打造的森林生态效益监测与评估系统中的一环。
王兵几乎遍历全球各地所有的典型森林，经验告诉他，森林可为人类带来甚至比“金钱”更大的福祉。为量化这一“福祉”，他带领团队历经20余年，形成了中国森林生态连续观测与清查体系，算清了中国的“绿水青山”究竟价值多少“金山银山”，用数据说话，“向国家和人民报账”。
40年、8次清查，算出绿水青山“账”
经历过森林毁灭所带来的阵痛之后，人类已经认识到森林对维持繁衍生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人人皆知森林有着净化空气、调节气候、天然氧吧等生态功能。
然而，这些认知更多的只是一种感觉，很少有人意识到森林也是一种“资本”，且暗含着巨大的经济效益。
也正因此，当经济发展与森林保护再次发生冲突时，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大多数情况下仍会选择牺牲森林以获取立竿见影的经济价值。
自然资本由自然资源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所构成。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就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利益，包括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净化空气、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王兵告诉《中国科学报》，森林生态系统提供了几乎所有的生态福祉要素，是地球上最大的绿色水库、绿色碳库、绿色基因库和绿色氧吧库，这都是无形价值。
的确，森林只发挥其本身的生态服务功能，就能转化成一座“金库”。
“过去5年，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总价值已经达到了每年12.68万亿元。”王兵说，以森林“固碳”功能为例，森林植被可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是土壤中，减缓全球变暖。
而中国2.08亿公顷的森林可固碳4亿吨，合15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20%-25%的工业排放量。
“治污减霾，关工厂、禁汽车不现实，实现零排放和清洁能源转型还需要一个过程，这时候森林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王兵说。
又比如，三峡水利工程水库的设计库容为393亿立方米，而全国森林生态系统涵养水源量相当于近15个三峡水库的库容；2013 年森林年保肥量相当于当年农业总施肥量的7.3倍；森林每年能够释放的氧气理论上可供34.74亿人呼吸一年……
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远不止此。算清中国的“绿水青山”价值多少“金山银山”，第一步需要先清查中国“绿水青山”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有哪些“含金量高”的生态服务功能。
1973年，国家启动了第一次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工作，之后每隔5年进行一次。截至2013年，一共进行了8次清查行动。第9次于去年结束，结果将于今年发布。
基于过去40年国家和各省份的森林资源及其生态功能的监测数据，王兵团队历时2年，绘出了全国与各个省份的森林“词典”和“账本”——《中国森林资源及其生态功能四十年监测与评估》。
数据显示，从数量上看，近40年来，我国森林数量持续增长。森林面积由1.22亿公顷增加到2.08亿公顷；森林覆盖率由12.70%提高到21.63%；森林蓄积由86.56亿立方米增加到151.37亿立方米。
森林质量反映生态服务功能的“含金量”。
结果表明，森林每公顷蓄积量增加1.85立方米，优势树种组更多样化，大量速生、优质树种出现；林种结构由材林占绝对优势转变为防护林占绝对优势的局面；龄级结构趋于合理，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我国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作用逐步凸显。”王兵表示，这正是由于我国森林资源由少到多、由弱到强，从无序到有序的变化。
除此之外，数据揭示了森林资源及其生态功能消长变化的驱动因素，包括森林资源自身生长、枯损的自然规律，外界生长条件，自然和人为破坏等。
20世纪90年代后期实施的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防护林体系建设等六大林业重点工程，使得森林覆盖率、植被盖度和物种多样性呈上升趋势，这有效改善了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准确掌握我国森林资源动态变化，可以摸清森林数量和质量的规律，确定森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更有利于森林资源资产审计。”王兵说。
20年建“百站”，从资源到生态
数据清查的背后，是以森林生态站为主体的中国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监测网为支撑。
20世纪50年代，以中科院院士蒋有绪为代表的老一辈森林生态学家在江西大岗山、秦岭祁连山、大小兴安岭、海南尖峰岭等典型生态区域建设了原国家林业局主管的15个森林生态监测站，开展半定位观测研究，从此开创了中国森林生态监测的局面。
随着生态站数量增加，站点布局初具规模。
2003年，国家正式成立“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王兵承袭恩师蒋有绪的“衣钵”，担任网络中心主任。
“在中国的版图上，哪里有典型森林，就在哪里建站。”为保证每个有代表性区域均设置森林生态站，王兵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生态地理区划的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典型抽样布局体系，将中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进行空间叠置，最终筛选出大约230个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功能区。
这230个森林生态站，如今已建成108个，基本形成了由南向北以热量驱动、由东向西以水分驱动的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监测网络。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森林生态系统监测网络及其相关技术已成体系。
然而，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空间跨度大、类型多样且十分复杂，再加上不同站点的建设，观测指标、方法与管理等不一致，导致数据不准确，甚至不可比，更使绿水青山的价值难以得到科学客观评估。
“急需建立一整套新的技术体系和评估方法。”王兵表示，过去40年，中国森林监测评估采取的是“森林资源连续观测与清查体系”。“讲资源是为了获取木材，但现在不砍森林了，只讲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告诉人们享受怎样的生态福祉。”
基于数十年的研究积累，王兵设计并提出了“中国森林生态连续观测与清查体系”（以下简称生态连清体系）。
它由野外观测连清体系和分布式测算评估体系组成，前者保证数据统一测度、统一计量、统一描述；后者则是精度保证，可使森林生态状况测算精确到不同林分类型、不同林龄组及起源，解决观测指标体系不统一、难以集成全国数据和尺度转化难问题。
王兵解释道，生态连清体系是以生态地理区划为单位，以国家现有森林生态站为依托，采用长期定位观测技术和分布式测算方法，定期对同一森林生态系统进行重复的全指标体系观测与清查的技术。“它可以用以评价一定时期内森林生态系统的质量状况，以及进一步了解森林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
2004年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开始，便应用生态连清体系对全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评估，结果更加全面准确。
为统一观测指标体系，采取更系统全面和精确的野外观测方法，王兵还带队起草了《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与《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两项国家标准，现均已正式实施。
用生态GDP核算 让自然资本成为主流
森林生态连清体系核算出森林资源与功能的物质量和价值量，前者对生态系统提供的各项服务进行定量评估，反映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后者则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现”数量。
该体系为生态离任审计制度、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提供科学数据。
“如果砍10亩油松，再种10亩杨树，这片森林的价值是否有变化？外行看起来没变，但内行很清楚，实际变化很大。在涵养水源、保育土壤等方面，老杨树林的价值高于新植的油松林，但论木材价值，松木明显高于杨木。
两者不统一到货币层面，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巡视员东淑华深知量化森林生态系统“含金量”的重要性。
内蒙古自治区是最早试行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试点。
4年前，东淑华作为组长牵头编制了原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用的就是王兵的这套核算体系，专门设置了“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资产账户”，将资源消耗核算、环境污染损失核算和生态效益核算计入GDP中。
事实上，早在2004年，国家开始研究并实施全国和各省份的绿色GDP核算，不过，当时的核算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
“又是招商引资，又是发展产业，最后经济居然是负增长，没有人能接受。”王兵说，世纪之初，正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高污染、高消耗的问题非常严重，“绿色GDP要求从GDP总量中减去环境损害成本和资源消耗价值，只做减法当然会变成负数”。
王兵于2012年提出“生态GDP核算体系”，即在原有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基础上做了一次“加法”——加上生态效益值，包括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等在内的8个森林生态效益评估指标。
“生态GDP能客观体现各省份保护森林带来的成效，他们从原来被动式地执行命令，变为现在的主动行动。”王兵很自豪，生态GDP既能促进经济发达的省份多造林补短板，也能使森林富有地区不再为提升GDP排名而伐木砍林、引入重污染企业。
从2009年开始，每隔5年，国家发布一次全国生态GDP，今年即将发布第3次，预计将达到每年15万亿元。
在国际竞争中，生态GDP核算与生态连清体系的研究与应用位居世界前列，但在王兵看来，距离完善还要继续努力。
当下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加强地方认识、指导实践。“国家应加强生态考核‘指挥棒’效应，各级政府应发自内心地重视保护森林生态环境，而不是一句口号。要让自然资本成为主流。”
来寻求良方的董泽生看到了希望：“如果把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具体量化，根据其每年消长变化，就能看到治理成效的好坏，进而为政府宏观决策、调整治理方式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能让社会认识到森林的确‘价值不菲’。”
中国科学报 201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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