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科技期刊的困境与期待

“对一个中国科学家来说，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只是买了一张船票，如果我们能自己打造一艘驶向国际学术界的‘宝船’，也就是自己的精品期刊，那该多好。”
这是一位参加6月8日至9日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召开的“科研与科技期刊发展论坛”的科学家所感叹的，他认为政府花了很多钱做研究，却又要花许多钱搭乘国际期刊的“宝船”，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汤江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负责人，她在论坛结束时发言说道：“我全神贯注地听完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如何打造中国的精品期刊。我认为今天中国期刊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西方期刊已经形成核心效应，有先发优势，它们进军亚太地区，不仅将亚太地区看作市场，更看成研究成果的重要来源地；我国是文化资源大国，却是文化产品小国，我国每年用巨额资金购买科技文献，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西方文献资源，在这个方面是绝对的产品逆差，我们几乎没有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科技期刊，这需要我国有精品期刊发展战略，需要政府、期刊工作者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要用国际的眼光和科学家认可的标准来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品期刊。”
本届“科研与科技期刊发展论坛”的主旨是推动科研与科技期刊的互动发展、探讨科技期刊的发展规律与实践、防范和甄别学术造假，以及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合作等问题。《细胞》主编Emilie Marcus博士，《自然—细胞生物学》主编Bernd Pulverer，《自然》出版集团助理出版人Nick Campbell，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教授、《细胞研究》副主编石运伯等，作大会主题发言。
期待与困境
“基于名气以及晋升职务的考虑，中国顶尖的研究者经常选择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中国却要为了重新得到自己研究论文有限的阅读权而不得不付出高昂的订阅费，这是‘可笑的’制度，既不合情理，也没有必要。”这是在线出版期刊《生物医学中心》的发行人Matthew Cockerill博士所说的。
日本也有类似情况。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理事长冲村宪树在去年9月召开的“日中论坛”上曾经指出，中日两国都是东方非英语国家，但两国最好的科学家都将最好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西方期刊上，日本80%的研究人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到西方期刊上，政府机构对这种局面不太满意，希望两国通过合作改变这种局面。
今年6月，JST理事细江孝雄在北京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改善这种局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针对这一问题，日本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日本应集中自己的力量，在日本国内创办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另一种观点认为，创办日本自己一流的学术期刊非常不容易，因为欧美一流学术期刊已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将研究成果投到这样的期刊会有更大的显示度。这两种观点一直在交锋。
郭爱克院士是神经生物学家，也是国内两份生物物理学期刊的编委和主编。今年6月，他在上海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我是研究人员，也是期刊的编辑，作为研究人员，我当然希望将最好的研究成果投到国际著名的期刊上，但作为主编，我又希望将最好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自己的期刊上，到底是先发论文还是先办好期刊？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李党生研究员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今年初，他辞去世界顶级期刊《细胞》副编辑职务，回到上海，出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细胞研究》的常务副主编。他说，在两个期刊做编辑的感觉确实不一样，主要差距是在来稿的质量上。在《细胞》做编辑时能经常接触审阅世界级的优秀论文，好像每天都在吃大餐，而这样的大餐在《细胞研究》上却很少能碰到。他的梦想是将《细胞研究》办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期刊，他强烈呼吁广大科学家们能够对此提供支持，特别期望我国的科研人员能将优秀成果投给我们自己的期刊《细胞研究》。
挑战扑面而来
正当中国科技期刊努力走向世界时，国际学术期刊出版集团也已经走入了中国。
“以前，西方出版集团将亚洲—太平洋地区视为其期刊的‘出口’市场，今天，随着该地区经济的增长和投入科学研究经费的增加，它不仅成为日益扩大的市场，也是重要的期刊科学内容的来源地。”《自然》出版集团亚洲—太平洋地区助理出版人兼执行主编Nick Campbell博士说，他分析了亚太地区科学出版的市场特点，并透露了自然出版集团在中国的新举措。
Campbell说，亚太地区有着悠久的科学出版历史，特别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但语言、经费等原因阻碍了该地区的期刊成为世界著名期刊。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该地区的科学事业蓬勃发展，成为科学出版业关注的重要目标。特别是中国，在过去15年间，中国研究人员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大大提高。国际科学出版集团在亚太地区的活动日益增加，规模逐渐扩大。比如，全球著名的John Wiley出版集团在新加坡设立了办事处、德国Springer出版集团与中国科学出版社建立了伙伴关系，《自然》出版集团将设在东京、中国香港和墨尔本的办事处合并，在东京成立了亚洲—太平洋地区《自然》出版集团。
《自然》出版集团在亚太地区的最新计划是与该地区重要的科学和临床机构建立伙伴关系，第一个合作例子就是与上海生命科学院共同出版发行《细胞研究》。但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事，《细胞研究》编辑部主任张爱兰女士说：“我们没有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的经验，在合作过程中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自然》出版集团帮助发行《细胞研究》，也在编辑方式上给予帮助，但期刊文章的版权仍属于我们，而且我们拥有绝对独立的编辑权。”
《自然》出版集团还计划创建针对中国的免费在线出版物，专门介绍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发表的最好的研究论文。具体内容是，《自然》杂志的编辑通过浏览包括《自然》杂志在内的科学文献，每月推出30～50篇各学科领域中最高质量的论文，以每篇约300字的篇幅作中英文介绍。
机会在哪里？
“截至2006年2月，汤姆森公司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的Web of Science收录了83份在中国出版的的期刊，其中科学和技术类期刊75种，与1997年相比，这一数据增加了近一倍。”
这是汤姆森科学信息集团信息分析师岳卫平博士在本次论坛上提供的数据。她介绍了ISI选择的标准，其中一项为国际化，也就是说ISI收录的期刊应适当反映全球各地的科学研究，并保持学科领域间的平衡，因此，ISI努力寻找最好的地方期刊。她认为大部分中国期刊是按这条标准被ISI收录的。
岳卫平说，ISI收录期刊的基本标准包括出版时限、国际编辑规范和编辑内容、期刊的国际化程度和引文分析等。而在本次论坛上，期刊编辑的专业化水平和期刊内容的国际化则是备受关注的问题。
世界著名学术期刊《细胞》只有30多年的历史，据SCI数据，它在2005年的影响因子为29.4。《细胞》主编Emilie Marcus博士在上海论坛上介绍了该刊的编辑过程。她说，《细胞》共有8名全职的科学编辑，他们都具有生物医学领域的博士学位，她自己是耶鲁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博士；《细胞》每月平均收到150篇投稿论文，其中约15%的稿件最终会被接受发表，2005年，来自中国研究人员的论文发表率达到20%，中国因此成为该年度《细胞》接受率最高的国家。
相对而言，中国4758种科技期刊（2005年2月统计数据）的状况令人担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杂志部副主任祖广安说，国内个别期刊出现过人为干预期刊数据的情况，曾因期刊自引率过高而被SCI请出门。岳卫平说，80%的SCI收录期刊的自引率低于20%，过高的自引率会影响期刊的声誉。
丁佐奇是中国药科大学《中国天然药物》的编辑，她说：“国内很多期刊的通病是对来稿不能及时处理，甚至连回执都没有。很多作者不得不在寄出稿件一段时间后打电话到编辑部询问。”我国药学期刊的发表时间比国际著名期刊长，“中国药科大学发现数十个新化合物，但其中近80%的论文都流失到国外的SCI期刊上。”她认为：“我国药学科技期刊的从业人员素质偏低，总体上达不到作者群的平均水平，更不能与《科学》编辑部众多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相提并论。”
《细胞》对科学编辑的最低要求是必须具有博士学位。李党生说，一份高水平学术期刊的科学编辑应接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应具有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并有广泛的科学兴趣，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内与前沿科学家对话。
在重重困难和压力之中，中国科技期刊的机会在哪里呢？《细胞研究》是一个榜样。创刊于1990年的《细胞研究》成为《自然》出版集团在亚太地区的第一个合作伙伴，而即将于2007年成为该集团第二个合作伙伴的则是有着75年出版历史的澳大利亚《免疫和细胞生物学》。
为什么《细胞研究》会成为《自然》出版集团在亚太地区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呢？Nick Campbell解释说，因为它是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影响力最高的期刊，其总编辑是上海生命科学院院长裴钢院士，他承诺全力支持期刊的发展；该刊还有一支充满奉献精神的编辑队伍，他们勤奋工作，致力于发表中国最好的研究论文和国际上的优秀研究论文，努力将其办成一份真正具有国际水平的期刊。《自然》出版集团看到《细胞研究》对高质量的追求和它的发展潜力，希望今后与之有进一步的合作。
科技期刊 一个巨大的市场
当中国政府对研究的投入日益增加、中国研究人员在国际学术界的作用日益增大时，国际学术期刊集团纷纷进入中国，它们不仅将中国作为出售其期刊的市场，更是努力吸引中国研究人员将最好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它们的期刊上，再将期刊销售到世界市场，获得利润。
问题是，在中国，科学研究的经费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提供的，科学家做出研究成果之后，我们又需要用研究经费“购买”搭乘国际期刊这一“宝船”的船票，无偿“出售”自己的“产品”，最后还要再花大价钱购买自己的“产品”。
当信息作为产品出售并获得可观利润时，信息产业就形成了，这就是知识经济。汤姆森公司是一家为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信息解决方案的跨国企业，2004年的营业收入达到81亿美元。牛津大学出版社是英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从创立之初的1478年开始就承担学术出版的使命，现在每年出版新书4500多种，年度营业额达5000多万英镑，每年要将利润的30%上交学校，最少不低于900万英镑。
美国《科学》杂志总编辑唐纳德·肯尼迪曾担任斯坦福大学校长，他在所著的《学术责任》一书说：“最近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学术期刊，只服务于相对狭窄的生物医学领域，这种期刊主要来源于欧洲。这种期刊的显著特点是极少发表该领域的‘最好’论文，它们所填充的市场空缺是出版那些不会被《科学》、《自然》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接受的论文，或者是不会被出版特定领域论文的重要学会期刊接受的论文。但这些欧洲期刊所出版的论文基本上都是美国人的工作，这个比例可能高达90%，而它们的市场主要又是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因此，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市场：这个市场进口美国生产的产品，再以编辑和印刷的形式为这个产品增加一些微不足道的价值，然后，又将它们以极高的价格（相比较于所增加的价值）出售给创造研究工作的国家。”
如果说这类欧洲期刊是为美国那些不会被《科学》和《自然》等顶级期刊或重要学会期刊接受的论文提供一个市场的话，那么，今天国际学术出版集团看重的是中国最好的论文，这些论文是由中国政府资助、由中国研究人员做出来的产品，在经过“微不足道”的编辑和印刷加工后，中国又以极高的价格买回自己的产品。如果这些论文都发表在中国主办的国际化期刊上，这又将创造多大的出口收入？
中国4785份科技期刊，你们怎么承担自己的学术责任？
王丹红 2006-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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