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野生动物基础科学问题

　　野生动物保护是一项科学实践，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野生动物保护事业需要强大基础理论研究支撑。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与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与我国其他科学领域相似，一些野生动物保护实践与基础理论研究前沿领域开始进入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跑阶段，例如“大熊猫科”、“白鳍豚科”观点的提出，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区系与高原隆升关系的研究，鳄蜥、大熊猫、朱鹮、麋鹿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等。然而，中国野生动物基础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较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哺乳动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目前，在我国已经记载有分布的，包括20世纪中叶有分布但已经在野外灭绝的哺乳动物超过700种，较20年前我国哺乳动物种数增加了100余种。由国家科学基金资助出版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哺乳动物卷2020版》评估了700种中国哺乳动物。这其中，有在自然界新发现的种，有中国新记录的种，还有原有物种单元拆分、提升后产生的新种。然而，由于一些哺乳动物在夜间活动、营地下生活、躲避人类活动，我们对这些野生动物仍缺乏认识。在摄影摄像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我国1/3的哺乳动物还没有生态照片，这不论对其生活史特征的了解，还是对保护行动的实施都有影响。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地球陆地与海洋生境中生活着多少物种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有些生物类群的物种多样性，如淡水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已经相对确定。时至今天，生物学家没有确定地球上的生物物种数目，究其原因, 是因为物种定义的差异、系统分类方法的不同、分类学家的标准差异、不同类群研究深度的差异等，加之物种的生境千差万别，所以无法获得地球物种总数。目前人们提出了数十个物种定义。当研究不同类群、甚至研究相同类群的分类学家无法统一划分物种标准时，即使有一天人们能够深入研究地球上所有生境中所有生物类群，学术界依然不可能就地球物种总数达成共识。这一基础问题将影响野生动物的保护实践。例如外部形态是区别种的重要特征，在实践中遇到外部形态无法区别的“隐种”时，在野生动物保护执法鉴定需要清楚明晰的物种标准时，常规的鉴别方法往往不能解决问题，迫切需要继续开展物种标准的基础研究。
　　标本是动物学基础研究之本，要加强哺乳动物研究标本的收藏。中国野生动物模式标本多藏于国外博物馆。作为一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中国应当收藏中国所有野生动物标本。有条件时，还要收集周边地区乃至全球的标本，建立完整的标本体系。我国尽管有号称“亚洲第一”的动物博物馆，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馆藏的大型哺乳动物标本贫乏，甚至没有一 具完整的中亚特有动物——高鼻羚羊研究标本，且不论我国有许多特有动物，有收藏这些特有的动物标本的条件。例如，中国作为盘羊的地理分布中心，分布着西藏盘羊、天山盘羊、阿尔泰盘羊、帕米尔盘羊、哈萨克盘羊、戈壁盘羊、华北盘羊（雅布赖盘羊）等盘羊种类，但我国标本馆里连中国7种盘羊的标本都凑不齐，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哺乳动物基础研究和野生动物保护实践。
　　我国疆域辽阔, 南北跨越近50个纬度，东西跨越60余个经度，是世界国土面积第三的国家。我国地质环境经历了海陆变迁、高原隆升等重大地质事件，境内地貌多样、气候迥异。气温、日照与降水的悬殊差异和地质历史决定了中国野生动物的分布格局。然而，我们仍不清楚中国动物学中的一些基础问题。例如，为什么一些动物的分布区狭窄而另一些动物的分布区很大？在中国边缘分布的物种有何生物地理指示意义？有何保护生物学意义？青藏高原作为地球上一个独特地理单元，其对中国动物分布的影响如何？以及对世界哺乳动物的起源、对中国动物区系演化的影响？
　　青藏高原号称世界第三极，是生物多样性与全球环境变化领域的热点研究区域。其特有有蹄类动物是高原野生动物区系的代表，是高原野生动物最具特色的部分。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等受威胁有蹄类物种为世人所瞩目。青藏高原有多少种有蹄类？其分布格局如何？生存在高寒、缺氧、食物稀少的严酷生境中的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等特有种产生了什么样的生理适应和代谢适应机制？青藏高原还是今日中国为数不多食物链完整的生态系统。在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低下的高寒草甸、高寒草原生态系统，是如何支撑数量众多的肉食动物消费者？又是如何支撑同属的、生态位相似的金钱豹与雪豹在同一生态系统中生存？
　　我国有155种特有哺乳动物。在第三纪新构造运动中，青藏高原快速隆升使得中国哺乳动物区系发生分化并产生了许多特有种，除了藏羚羊、野驴、野牦牛、普氏原羚、藏原羚、白唇鹿之外，我国兔形目特有种比例高达33%。兔形目鼠兔科以青藏高原为分布中心，我国分布的31种鼠兔中48%以上为中国特有种。中国还有从第四纪冰期存活下来的孑遗动物——大熊猫和白鳍豚。中国多山地理环境中还隔离分化产生了特有灵长类动物。仰鼻猴属是东亚特有猴科森林树栖动物，栖息于海拔1500-3300米亚热带山地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和常绿针叶林，集群生活。川金丝猴、滇金丝猴和黔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灵长类动物。中国海南岛还被列为世界极度濒危的灵长类——海南长臂猿的唯一分布区。研究这些特有动物的演化、分布、行为、生态与保护是中国动物科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应当继续开展小型哺乳动物的种群生物学研究，例如，曾在欧洲大陆常见的原仓鼠，由于突然种群崩溃，在一些原分布国灭绝，在2020年IUCN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中，原仓鼠被评为“极度濒危”。原仓鼠属于啮齿动物，啮齿动物是哺乳动物中最成功的一个类群，也是濒危物种最少的一个类群。中国是原仓鼠的边缘分布区，最近我国研究人员多次在新疆原仓鼠分布区考察，未能采集到原仓鼠标本。小型哺乳动物存在种群周期波动，目前尚不清楚原仓鼠濒危是由于其种群周期波动的缘故还是其生存条件确实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应当开展物种生活史与濒危特征的基础研究，了解小型哺乳动物种群动态周期的驱动因子，深化对物种濒危机制的认识。
　　濒危物种多是小种群，小种群的保育是保护生物学的核心问题。例如，目前全球各国生存的麋鹿都是20世纪初英国乌邦寺饲养的18头麋鹿的后代。经过多代封闭繁育，麋鹿的遗传多样性低，近交系数高，抽样调查发现麋鹿的线粒体高变区甚至没有发现变异，而哺乳动物个体的线粒体高变区通常有差异，甚至足以识别个体。尽管遗传多样性低，然而现生麋鹿仍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在大丰海滨、洞庭湖畔、长江岸边建立了野生麋鹿种群。我国麋鹿保护的成功实践，标志着一个灭绝物种在中华大地重生。这挑战了保护生物学的最小可生存种群概念，质疑了濒危物种与遗传多样性的关系。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遗传多样性与种群生存力之间的关系。
　　动物行为同时受到环境、基因与发育因素的影响，动物行为是动物适应生态环境的形式。人类已经成为当代生物进化的重要选择力，应当探讨下列基础动物行为学问题：野生动物在人类社会产生了哪些行为适应？哪些野生动物对人类社会产生了行为适应？人类是驱使野生动物适应人类社会还是驱使野生动物灭绝？野生动物行为弹性与刚性和环境异质性之间有何关系？人工驯养野生动物成功回归自然的行为学基础是什么？
　　哺乳动物是生态系统中活跃的生物种类，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消费者。应深入研究哺乳动物食物链的完整性与生态系统的功能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哺乳动物多样性、冗余性与生态系统功能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现代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如何导致自然生态系统中物种生态位的置换，从而影响野生物种生存？现代人类社会的基础设施如何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以及野生哺乳动物对地球碳循环的贡献等基础生态学问题。
　　现代社会中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涉及认知、伦理、道德、法学，其中既有基础生物学问题，也有基础社会科学问题，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的行为规范。生物伦理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时俱进，不断演化。拯救濒危物种，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绕不开这些学科融合的基础问题，应当鼓励大胆探索，大胆提出问题，探讨与现代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基础生物伦理问题。
　　要重视中国野生动物大数据建设。随着全球交通越来越发达，通信网络和北斗卫星全球定位系统的普及，科学考察范围日益扩大，新技术、新方法广泛应用，我们开始积累海量野生动物数据，这就迫切需要发展人工智能识别、分类、检索所获得的野生动物数据，建设与野生动物编目、种群及分布有关的野生动物大数据库。这一基础科学设施的建设目标是实现野生动物数据共享、提高基础研究水平、促进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讲话，讲话高瞻远瞩，全盘布局，为中国科学研究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野生动物保护是一项事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事业。未来的野生动物科学研究选题将坚持生物多样性保育的需求导向和预防物种灭绝的问题导向，广大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应从野生动物保护的急迫需要出发，重视野生动物基础科学问题，加强野生动物基础生物学研究。从探索基础科学问题出发探索野生动物科学规律，使野生动物基础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为保护中国的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蒋志刚系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绿色时报 2020-11-09

关键词 野生动物  鸟类保护  生物多样性  基础研究  基础理论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