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重庆祝阳含熙院士九十华诞 中国林科院领导与专家前往同庆

5月25日晚，第三届世界生态高峰会在九华山庄举行庆祝酒会，隆重庆祝阳含熙院士90华诞。寿星阳含熙先生精神矍铄，沉浸在欢快、甜美、幸福、悠扬的生日乐曲中，头戴生日皇冠，在大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欢呼声中欣然举刀，喜切富丽堂皇的生日蛋糕，把酒会推至庆祝高潮。
　　庆祝酒会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生态学会、中华海外生态学学者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等发去贺信，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雷加富、我院副院长刘世荣、院士李文华、第三届世界生态高峰会主席李百炼、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王如松、中华海外生态学学者协会主席古滨河等领导、院士及其他专家学者和阳先生的部分弟子前往祝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贺辞。
　　阳先生激动异常，虽然行动不很方便，但头脑十分清醒，反应敏捷，同与会宾朋一一合影。当他遇到熟悉的领导、院士同行及其他专家学者和弟子时他会一一招呼，并唤出他们的名字。很长时间，大家忙着同他合影，赠送贺礼并分别致辞，这时的他十分关心体贴地多次说道：“大家快坐下吃饭吧，别饿着！”旁观的我们倒是替他担心，近两小时了，他老一直在应酬，不知会不会累着。但他却一直在惦记着、询问着他关心的许多人和事。让在座者非常感动。
　　阳含熙先生，江西省南昌市人，出身书香之家。父阳师吕，曾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做过文职工作，好诗词，喜文墨。受父影响，先生自幼喜爱读书，兴趣广泛。他先后就读于省立一中（初中）和省立二中（高中）。他学习勤奋，成绩优秀，1935年全省高中会考，名列第六。1935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1937年，学校迁往成都。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担任成都五个大学战时服务团的学生宣传部长。他在参加世界语学习班和有邓初民、马哲民等人办的马列主义讲习班期间，结识了大批进步教授和同学，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1939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央农业实验所任技佐。在此期间，曾翻译介绍国外农业、林业文章10余篇。他在参加“中国农村经济协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等进步组织的活动中，常与新华社的许涤新、潘梓年、周新民、王炳南等来往，并向他们提供农村调查情况。
　　1947年，先生留学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大学植物系学习，以《王桉与辐射松的生态学研究》论文获科学硕士学位。1949年转读英国皇家林学院，以《南英格兰邦勃瑞石楠灌丛矿物营养状况》论文再获林学硕士学位。英国的启发式教育对他影响颇深，使他认识到要在严格的基础知识教育上走向大自然，读好大自然这本永远读不完的活书。这是后来他本人和他要求研究生所遵循的把从大自然中取得第一手资料同良好的基础科学知识和精湛的综合分析技能相结合的治学态度。
　　在英期间，他加入了留英中国同学会。1949年去布达佩斯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目睹与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不分种族、情同手足的亲热情形，使他深刻领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在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效劳之心的鼓舞下决心回国，但遭到英政府阻挠。后在英国中国同学会领导下，在我国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经再三交涉，终于1950年底回到祖国。
　　回国后，经马寅初先生推荐，先生到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任副教授。1952年，他在国家海南橡胶宜林地勘测调查设计中任浙江大学队队长，提出了考察报告，并建立了与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合作关系（包括培养研究生）。嗣后，从1953年到1959年，他每年都赴海南岛，参加橡胶宜林地和环岛海岸红树林及热带天然林的考察。1953年赴辽西章古台沙区考察，提出发展樟子松的建议，受到刘慎嘉许，后来章古台发展成为固沙造林典范而受到国际重视。1952年院系调整，他被调到东北农学院林学系任教，1954年被调到林业部中央林业研究所工作（我院前身）。自此，他开始了有重要开拓性意义的森林生态学研究。1956年，我国第一个森林土壤室和林木生态室成立，他兼任两室主任。他所开展的桉树和杉木生态学研究，开拓了我国森林生态学为营林服务的道路。他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杉木分布、生态特性、林型划分、保持与提高土壤肥力、杉木生长过程以及速生丰产造林技术等论文，对指导我国杉木林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研究成果已在1962年的全国杉木速生丰产会议上推广。
　　先生为培养植物生态学人才做了不少工作。1963年，他在内蒙古大学专为全国高等院校开办的为期一月的植物群落学讲习班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学说，特别是新发展的植物数量生态学。
　　1968—1974年十年动乱期间，先生被下放到广西干校劳动，后又被分配至河北省邢台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1976年，他被正式调到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曾任该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他潜心研究和倡导数量生态学，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1989年2月，他的一系列长白山植被数量生态学研究成果通过鉴定，被评为国际先进水平，获1989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他通过此项研究共培养了6名硕士、2名博士。他还致力于阔叶红松混交林生物循环过程的风灾等重大灾害影响，以及植物叶序等新课题的计算机模拟。
　　先生曾任中国生态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林学会理事、顾问、征购生态经济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自然资源》主编。现任《生态学报》副主编，国际学术刊物《环境管理》编委，民盟二、三届中央委员，现任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和中央科技委员会副主任。1978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届委员，现任政协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北京生态工程中心主任。
　 开拓中国的森林生态学研究
　　为大力发展桉树，提出引种名录，介绍栽培技术。桉树为速生树种，生态适应性较强，在我国华南地区有较早的引种栽培技术，当时林业部曾作为重点积极发展。但因澳洲桉树种类繁多，且生态习性和适宜立地不尽相同，国人并不系统了解。为在我国引种桉树，研究其育苗、栽培技术，先生以自己在澳大利亚所学的桉树知识，在华南调查总结了我国引进桉树栽培的经验教训，1957年他提出中国引种栽培80多种桉树名录，介绍其生态习性、立地选择和栽培方法；根据宜林地条件提出应发展的种类；并与广西、广东两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和华南大学农学院合作，在广西柳州沙塘进行桉树育苗和林分生长研究，为我国适宜地区重点发展桉树提供了科学根据和经验。
　　对杉木进行系统的生态学研究。杉木是我国南方栽培历史悠久和栽植面积最广的优良用材树种。先生选择了我国这一最重要的南方用材树种，进行了系统的生态学研究。为把我国民间栽培杉木的丰富经验上升到理论，他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其集约栽培，以提高杉木营林水平。自1956年起，他系统开展了以下内容的研究：①调查研究杉木生态学习性。为此他的足迹遍及南方10多个省市区，在杉木分布区中的10个重点区做了500多块标准地，数十个土壤剖面及其样品物理化学分析，首次对杉木的根系作了详细调查，对根系的数量、形态、垂直分布与水平分布特征以及与林冠生长关系做了大量统计分析，找出了许多有关杉木个体生态学和种群生态学规律性的特征。②提出杉木产地区划和土壤分类系统。根据对杉木分布、生长与立地、气候等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杉木林的中心产区与边缘产区的划分意见，以气候要素的数量指标为划分依据；把欧美的土壤链概念与苏联的土壤发生理论相结合，提出中国杉木区土壤分类系统，以母岩、土层发育厚度、质地和颜色作为土种的分类指标，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的杉木土壤低级分类系统，对杉木立地条件和林木生长发育的分析，以及指导杉木营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③开展杉木林生态定位观测。他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与南京大学气象系、福建省气象局合作，于1959年在福建省南平县建立了我国南方第一个人工林气象站，1960年又在湖南省江华县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人工林生态试验站，开展定位研究工作；1960—1967年，进行了物候观测、杉木生长、土壤矿质营养、绿肥、抚育间伐等项目的调查与试验，并在1964年与群众合作营造了500余亩杉木速生丰产林，其生长量远超过这个杉木著名产区的历史最高水平，成为江华地区一个科学造林的样板。④提倡杉木无性繁殖。他以杉木大面积无性繁殖研究生产实践的成功实例，反驳当时苏联专家所说的无性繁殖是一种落后的方向技术的观点，提出杉木插条完全可以保证优良品种特点的意见。他当时指出的无性繁殖的方向正是后来欧美迅速发展起来的林业无性系繁育方向。⑤研究总结了杉木林分生长过程。他提出了杉木生长进程的四个阶段和各阶段生长特性对环境的要求，这是我国对重要用材树种林木生长过程深层次的生态学分析和研究，是研究杉木个体生态学和种群生态学的重要成果，对指导杉木林经营管理十分重要。⑥杉木人工林群落分类。这是他对我国人工植物群落分类的尝试。他在有关论文中阐述了林地植物对现有林地立地条件质量和宜林可能性的指示意义，提出“生态种组及其指示数量指标”等理论应用问题而引起地植学界的重视。
　　以生态学为指导，解决平原地区林业的疑难问题。50年代山西大同地区推广以小叶杨为主的农田防护林带，营造后发生“红心病”，一时弄不清该病的发生原因和病源，也无解决办法。1957年他在大同地区进行细致的野外调查后认为：小叶杨的红心病并非病害，是属木材变色，不影响材质。发生原因是由于当地雨量不足，不能满足小叶杨生长发育的水分生理需要所致。为了发展山西大同地区的农田防护林带，他提出可用樟子松、华北落叶松和一些抗旱性强的灌木树种，还应采用一系列防止造林后土壤及树木水份蒸发的营林措施。对现有小叶杨防护林提出了“深抚、疏伐”的改进办法。后来在我国营造“三北”防护林实践中，证明了他当时的建议是正确的。对平原农业地区的林业，除研究发展农田防护林带外，散生林木也是重要的统计和调查研究对象。为解决平原散生树木适地适树问题，就需要调查散生树木的生态适宜性和分布特征，并对散生树木的特征及其生态特性给以定性、定量的指标描述，这是我国前人未做过的工作。先生于1962年采用定性描述与“点样方法”数量统计相结合，即在德国学派与法瑞学派的调查方法基础上，制订了一种平原散生树木生态特性调查方法，已在河南、内蒙古等地广泛应用。
　　 倡导并发展了中国植物数量生态学的研究工作
　　阳先生在墨尔本大学学习期间，曾从师于G.W.古德尔（Goodall）和P.帕顿（Patten）教授（这两人后来均成为世界上数量生态学创始人）。他在攻读生态学的同时，还注重学习数理科学，这为后来他致力于发展植物数量生态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认为，生命现象和过程，如与生态学有关的个体的分布和散播过程，种群的形成和发展，群落的集聚、分布、分类及演替发展，林木的生长过程等，无不具有受多种复杂因子影响决定的规律性。过去，生态学以定性描述这些现象与过程。然而，这种描述难以达到较为严密和深刻的地步。生命现象和过程的复杂性远远高于物理化学现象与过程，数学语言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定量地、动态地描述环境与生物现象的相互关系。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外的数量生态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因此，他从介绍国外数量生态学的论文与专著着手，先后主持翻译出版了E.C.比洛（Pileou）的著名经典《数量生态学》（1969），英国陆地生态所的《植物生态学的方法》（1982）以及《植物生态学译丛》（1—4集）。这些著作对我国植物生态学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随后，他于1980年举办了系统分析训练班，普及系统分析在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如今该班学员都已成为我国各科研教学单位中应用与发展数量生态学的骨干。1981、1982年分别在内蒙古大学、兰州大学兼课讲授“植物数量生态学”。1979年，首次应用微机做出我国植物群落数量分类的实例，并于1980年出版了《植物生态学数量分类方法》。此书对普及我国植物群落数量分类起到了先导作用，受到广泛欢迎。他以二类数学的入学要求招收生态学硕士生，并亲自带领研究生们在科研中发展植物数量生态学。1979年，他参与筹建了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试验站，并对长白山森林植物群落分类、种群格局、年龄结构、更新策略和动态过程开展了研究，提出新的数量分类方法，证明二元数据不仅可以和数量数据取得同样好的效果，还可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他在分析物种种群分布格局上，提倡多种统计检验法并用。这比国外仍普遍采用一种检验法得出的结论要客观全面。他用自己的方法对长白山红松林年龄结构进行分析，追溯出200多年红松林变动历史状况，发现红松林等林木有连续更新和间断更新的两种不同更新模式，从而解释了红松林演替中的一些复杂现象。他与研究生们还修正了霍恩（Horn）在1976年用马尔科夫链模型研究植物演替中的方法，提出两种新的转移概率计算方法，充分考虑老树死亡，新林生长进入林冠层的时间，比霍恩的模型更加接近真实。这一成果在1986年第4届国际生态学年会上发表报告，引起强烈反响。
　　 促进生态学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阳生先科学生涯中另一重要成就就是推动我国与国际间生态学的交流和合作。他在英、美、德、俄语方面有良好素养，为他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施展才干提供了便利条件。1956年，他代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接待了以著名的苏卡切夫院士为首的苏联科学院热带林业考察团，1958年应邀参加苏联科学院召开的提高生物生产力会议，并报告了中国的研究工作。1956、1962年，他两次前往越南，指导与组织开发热带林区的科学调查，第一次对越南陆地植物类型和土壤类型提出分类，还提出对中越森林资源调查进行交流的建议。他因援助越南取得成就获胡志明友谊奖状和奖章。1957年，他接待了越南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蔡文澄，蔡文澄在我国进修半年。1964年，先生在北京科学会堂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上担任林业组副组长和农林两组的英、法文翻译，会后受到书面表彰。在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期间，尤其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后，他在我国的生态学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中发挥了显著作用。1972年，他担任中国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代表团顾问，1977年任联合国沙漠化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78年，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1982年任副主席，1979—1986年任联合国“人与生物圈”协调理事会副主席。他在“人与生物圈”组织任职期间，为我国制定了“人与生物圈”项目计划，为发展参加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网，促进国际生态学合作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参加国际双边或多边合作谈判和大型国际科学会议，如太平洋边远地区经济发展会议（1981），联合国生态学实践大会（1983），世界环境酸化大会（1984），太平洋地区环境保护大会（1985），第4次国际生态学会议（1986年，美国），第5次国际生态学会议（1990，日本）等。从1984年起，他还多次担任国内召开的国际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并主编出版国际会议论文集，如《土地沙漠化综合整治国际学术会论文集》（1984），《温带森林生态系统》（1986），《酸雨与农业》（1989），《温带草地生态系统国际会议论文集》（1990）等。
正如刘世荣副院长在致辞中所说，阳先生在我院工作多年，为我国的林业事业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阳先生的同行和晚辈，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据笔者了解，为了弘扬先生的治学、育人和科学奉献精神，以先生严谨的学风和学术创新的执着精神为榜样，激励年轻学子，“阳含熙生态学基金”筹委会发出“成立阳含熙生态学基金”倡议，并迅即得到了“中华海外学术交流协会”的第一笔赞助。
会上，大家表示，先生的科学精神、治学作风、求学态度、育人思想等将时刻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建兰）
中国林科院宣传中心(28-0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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