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那密密的山林——我在长水村里当林农

　　30年前，党中央作出了农村实行耕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战略决策，把耕地承包到户，实现了“田有其主”，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30年后的今天，中央又作出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战略决策，把林地承包到户，实现“山有其主”，即：在保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到农户，确立农民作为林地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使农民真正拥有了林地的经营权、林木的所有权及处置权和收益权，做到“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这是农村家庭承包制度从耕地向林地的拓展和延伸，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丰富和完善，是农村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必将极大地调动亿万农民耕山致富的积极性，实现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国家林业局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在9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住进江西省武宁县长水村，在那片密密的山林里当起了一名林农，我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请看——
　　林权改革后，林农如何“把山当田耕，把树当菜种”？
　　清晨，唤醒我的不只是满山不知名的鸟儿，更有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手持镰刀，腰挎竹腔注射器，循着山路，我拾级而上，远处落叶下面传来潺潺的水声。
　　林农卢辉是我的师傅，长我两岁，今天他带我上自家分的山场，是让我看看，林权改革后，他是如何“把山当田耕，把树当菜种”的。
　　走在崎岖的竹径中，不都是“山水田园诗”的浪漫，像轰炸机嗡嗡叫的蚊虫立即把我包围了，我这个“新林农”没有经验，居然在这个季节穿短袖上山，于是我两只胳膊立即成为蚊虫攻击的对象，马上肿起了一堆包。
　　我和老卢一起在毛竹林中“砍杂”（砍掉不必要的杂木和因雨雪冰冻毁坏的横七竖八的竹枝）、松土、施肥。
　　“以前也给毛竹施肥吗？”我问。
　　“没有。那时‘山是集体的，树是书记的’，还施肥？不滥砍滥伐，就算觉悟高的了，谁还肯精心管护？！”老卢回答。
　　有老卢手把手教我，我很快就能独立操作了：先用一把锋利的铁钻在毛竹身上钻一个小孔，然后用不知谁发明的一把精致的竹腔注射器（像一把小锯通过水管连着矿泉水瓶，瓶里溶解了肥料）往小孔里注射4下，然后再用泥巴把小孔糊上，防止挥发，一个施肥过程就完成了。
　　施完肥，我们还要砍些竹子。我操起镰刀正要对一棵竹子下手，老卢一把拦住了我：“砍不得，这是3年生的嫩竹，要砍5年以上的。”
　　老卢用眼一瞄，就能知道是几岁的竹子，他指挥，我操作，最初他握着我的手，再握着镰刀把，后来，我也能独立操作了，往往是砍上二三十刀，只听“咔”的一声，一根数十米长的毛竹就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顺山倒了”。
　　老卢再教我量竹子，从竹子底部量起，5尺外的竹子周长为1尺，则为一根“标准竹”，可卖15元。
　　老卢喜欢毛竹，他告诉我，“谷雨前后，种瓜栽豆”，那个时节，毛竹也是“疯长”，一夜能长几尺。“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能听到毛竹生长的声音！”看着我惊愕的表情，老卢又解释：“毛竹长得快，拱破地皮、冲开枝蔓，那声音可好听了！”说话间，那表情，仿佛又回到了谷雨时节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屏气静听，万重山上毛竹无声的生长，更像听到了由远及近的丰收锣鼓。
　　砍完了竹子，又量竹、搬竹、运竹，这就是毛竹出山的整个过程了。别看毛竹高大，并不重，我和老卢一个扛头、一个扛尾，不觉得多么吃力，吃力的是脚下，山路——应该说山上并没有路，十分崎岖陡峭，我们得趟开脚下灌木藤蔓，小心翼翼“摸”下山。
　　好在和我们一起劳动的还有老卢的儿子和他雇的七八个伙计，儿子主要负责量竹，他刚从一所林校毕业，看他那拿着皮尺、纸笔的认真劲儿，老卢绝对可以放心。伙计这些天就吃住在老卢家，人人腰间系个细绳，穿一个木盒，挂把镰刀。老卢一个人忙不过来，伙计们往往是家里山林少的，来帮工挣些工费。
　　我和伙计们一起把百十根毛竹装上架子车，有的驾辕，有的扶把，于是山路上腾起一片欢声笑语，在满山摇曳多姿的毛竹映衬下，向山下驶去，仿佛中国水墨山水画里走出了一群人。
　　老卢告诉我，别看这并不平坦的运竹路，这是“林改”后，林农集资40多万元修出来的。以前路难走，也没人管，分山到户后，林农对竹木有了处置权，对山林要投入、要管护、要经营，这才考虑降低运输成本，这40多万元对于还不富裕的林农可不是个小数字！
　　我们走了二、三里山路（要是砍远山的竹，可就没有这么近便了）就到了村里的水泥路上，路边，一辆蓝色的小货车已经等在那里，我们把架子车上的毛竹倒到小货车上，老卢和毛竹收购公司来的人办好交接（确认毛竹数量、尺寸），小货车就一溜烟消失在山路上。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老板给老卢“点票”，但我可以想象老卢那双粗壮的大手拿到“票子”时，汗涔涔的脸上绽放的灿烂笑容。
　　如果我是一名林农，我能分到多少亩山林？
　　老卢是村支书余锦冰推荐给我“干林活”的师傅，干完活，已是傍晚，我还是回到“自己家”——老余的一栋两层小楼，青砖落地，灰瓦铺顶，是这一带民居典型的样式。进得门来是厅堂，中间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右边是与温家宝总理唠家常时的合影，下面是条案和八仙桌。左一间，右一间，是厢房，儿女住，老两口住楼上。儿女现在外出，老余腾出厢房，也是儿子刚结婚的新房，让我住，可见“接待规格”之高。
　　在厅堂的八仙桌上，我拉着老余和3组村民小组长卢世焱替我算一笔细账。
　　“如果我是一名林农，我能分到多少亩山林？”
　　老卢回答：“在我们3组，你能分到100亩山林，其中50亩毛竹林，50亩混交林（杉木、松木和阔叶树）。”
　　“我一年需要投入多少钱，我又能卖多少钱？”我又问。
　　这回，老余掐着指头给我算账：“50亩毛竹林，砍杂、松土、施肥、砍竹，工费、料费全年要投入15000元，可卖钱25000元。”
　　“这样，我一年仅50亩毛竹就可纯挣10000元，另50亩混交林生长周期长，摊到每年也能挣1300元，按四口之家算，我们家一年从山场获得的纯收入就有45000多元。”我暗自思忖。
　　和他俩继续攀谈，我得知，如果我是一名勤劳并经营有方的林农，我还可以养猪、养蜂、种果树（这一带主要是梨、柑橘、杨梅、香榧等），我家里还有一点水田，如果我积累了一点资金，我还可以经营“农家乐”，这样一年下来，七七八八，我全年的家庭收入也有六七万元，甚至10多万元，这样的话，我比县城一般干部的工资收入高多了。
　　林改前，林农生活状况怎样？
　　正算着账，余嫂来叫我们吃饭了。有荤有素，都是土菜，绝对绿色食品，我的师傅卢辉（明天他还要骑着摩托带着我到远山干“林活”）和几位邻居村民在座，有的要喝啤酒，有的想喝白酒，老余都管够。
　　几杯酒下肚，气氛开始热烈，林农对未来憧憬起来：有的说要办贷款，增加对山林的投入；有的说要办保险，降低经营风险；还有的要上网（目前村里还不能上网，上网要到街上即镇里）查看行情，看看各地的木竹价格，搞个林木或林地拍卖流转是否合算；还有的要引进资金搞“漂流”……
　　看着个个都像“乡村经济学家”，我这个“新林农”到关心起一个老问题：“以前林农生活怎么样？”
　　一语既出，饭桌上忽然沉默了，老余从箱底拿出一张皱皱巴巴发黄的中学生作文纸，我接过来一读，竟是那么令人心酸：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山场责权不明，林业政策也不稳定，各项涉林税费沉重，山区百姓生活困苦。我家也和大多数山区百姓家庭一样，生活非常艰难。1998年是我难忘的一年，暑假就要结束了，已经开学在即，一天，爸拿着我的通知书发呆，妈把我们叫到一起，用带着泪花的眼睛看着我们说：‘孩子，爸妈对不起你们，已经想尽了办法，也只凑够一人的学杂费，你们说怎么办？’哥哥听后低着头，我也不敢看爹妈。犹豫了很久，哥哥说话了，他说：‘北北年纪小，让他读，我来帮家里干活。’听了这话，我非常感动，但更多的是伤感，眼泪忍不住掉下来。望着满目的青山，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但命运就是如此残酷，从此哥哥离开了校园，拼命帮着家里干活挣点生活费，我得以继续上学。”
　　“那时林农生活为什么这么艰难？”我问。
　　老卢说：“林改前，产权不明晰，林农没有自主经营权，‘我山不种我树，我树不能我砍，我砍不能我卖，我卖不能我得’；税费负担重，‘砍一根毛竹得一双筷子，卖一方木头得一条凳子’，林农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却弄不到几个钱。”
　　老余接着说：“林改后，山场定了权，树木定根源，林农吃了定心丸，还取消了木竹农业特产税和市、县、乡出台的所有木竹收费项目，林农负担减轻45%。全村426户、1920人收入大增，有的买了车，有的盖了新房，还有外迁的12名村民办理了‘非转农’，重新迁回长水村，分到了山场，当起了林农。”
　　“那北北家呢？”我问，这回老余又拿出一张崭新的信纸，纸上依然是娟秀的字迹：“2004年有如春风拂面一样到来了，这一年，山村百姓的日子出现了转机。村里开展了以‘明晰产权、减轻税费、放活经营、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林权改革，把集体山场完完全全分到了户，木竹销售的税费也大幅减免。爸乐极了，高兴地把我叫到身边算账给我听，并对我说：‘以前毛竹和木头价钱卖得很低，现在价钱上去了，镇里村里收的钱也减下去了，咱们山村百姓有盼头了！’随后，他又不无遗憾地说：‘我对不起你哥哥呀！要是早几年有这个政策，你哥哥也跟你一样，还在念书呢！”
　　（后来，为了对得起父母，也为了对得起辍学的哥哥，北北拼命苦读。在村里，如今已经是大学生的北北告诉我，“林改后，我家的两百多亩山场像个聚宝盆，为我们家带来了勃勃生机，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家里也充满了欢乐。我还想考研究生，爸肯定地说：‘以前家里穷，交不起学费，林改后，日子好过了，你就是读到博士，我也会供的。’”）
　　吃了饭，我和林农们围坐在门前场院里，望着星光下起伏连绵的群山，那里有属于自己70年不变的山林，回想起那段艰难岁月，回味着今天的甜蜜生活，心中充满了幸福的喜悦。
　　我的房东是怎样的林农？
　　送走了村民，再来说说我的房东——余锦冰。起先，他像全中国的“村官”一样，对我这个“上面来的人”恭敬、谨慎，于是我也没有把他和其他的“村官”区别开来。后来，我发现了他一些特点，才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首先，我得感谢他。因为，我在他家里住了3天。一到村里，我就提出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请求，有人劝我：“你可以在村里多待些时间，住还是住到县城去。”我想，这样说，一是怕我在村里住不习惯，二是怕给村里添麻烦。但我坚持在村里住，当一回真正的林农，这样的“麻烦”只有让咱组织的人——支书来承担了，于是我住进了老余家的小灰楼里。
　　老余50多岁，个子不高，黝黑的面颊。儿子大学毕业后，在赣州教书，教的是绿色景观设计，也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因为祖祖辈辈与山林打交道，后代终于进城放下了镰刀，拿起了鼠标，搞起了设计。女儿也在外念书，即将毕业。老伴也50多岁，倒显得比老余壮实，是个开朗勤劳的农村妇女，每天早起给我煮面条，总要下两三个鸡蛋。
　　最初我发现老余的特点是比其他村官多一些“文气”，说话从来不高声大气，总是不紧不慢，一看就是个好脾气、讲道理的人。起先他很沉默，问一句，答一句。后来随着我在他家住的时间越长，房前屋后地聊，白天黑夜地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我请他讲故事，他讲的故事更印证了我的印象。
　　老余还记得，村里最后一起林权纠纷，有的村民拿出土改时的凭据，有的拿出林业“三定”时的档案，还有的甚至拿出前清地契和民国字据，互不相让。他到现场谈了3天3夜，逐条投票表决分山办法，超过2/3通过后，一条一条落实，最后本人签字，相邻山林主人一一签字，才算搞定。村民重归和谐，可老余因为经常骑着摩托赶夜路，一次，一头栽进沟里。
　　有人说，老余“政治觉悟低”，原因是一碰上“上面来的人”，老余就要钱要项目。老余虽然得了“恶名”，可村里的水泥路却修起来了。还有人说，老余“没魄力”，原因是修路时老余挡住了一批劣质材料，得罪了个别领导的亲戚，险些被“罢了官”。老余说，大家评价自己的优点是“这个人长久”，对长水村有过帮助的人他念念不忘，感谢之余，老余还要他们再给村里“送些礼”——修桥啦、补路啦、建学校啦诸如此类的事。
　　当然，最让老余感到骄傲的还是去年4月20日，温家宝总理来到长水村，和他坐在一张长凳上，拉家常，话林改。总理听了老余的汇报后，高兴地说：“联产承包，带给农村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看来，林权制度改革，在山区、在林区，又是一个深刻的变化。”总理又说：“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核心是人定心，人定了心，他就舍得对山林投入。”老余对总理的话念念不忘，还经常讲给乡亲们听，对我也不例外。
　　房东告诉我，山林如何分？
　　在长水村的3天里，老余带着我村里村外、山上山下地转，广泛接触林农，通过老余和乡亲们的介绍，我了解到，林改前，人与自然的关系很不和谐，滥砍滥伐严重，有的人铤而走险，砍了树，扎个竹排，顺流而下，为的是躲过检查岗；人与人的关系更不和谐，林权纠纷此起彼伏，械斗不断，法院判了都难执行。
　　在长水村，卢家和张家一对儿女，从小青梅竹马，长大又相亲相爱，本来能结秦晋之好，但就因为两家的山林纠纷，生生被家长棒打鸳鸯，如今天各一方；余家和申家就因为你家的毛竹长到了我家山上，一镰刀砍了过去，一个受伤，一个赔钱，见面仇人一样。
　　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要进行一场社会变革谈何容易？！谁干谁发憷。但中国人干任何事总有两大政治优势：一是党的坚强领导；二是群众的政治智慧。
　　先说党的领导，省里启动了“五级书记抓林改”工程，把林改作为“书记工程”来抓，省、市、县、乡、村五级分别成立了林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书记担任组长，纪检和组织部门参加，并把林改工作列入管理考评体系，层层签订责任状，实行绩效考核、一票否决和责任追究制。有了党委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保障了对林改的高位推动。
　　村里也不例外，2004年，林改启动时，老余当支书，在全村林改动员大会上，一向温文尔雅的他斩钉截铁地说：“林权改革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林农的关怀，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干得好，我们有功；干不好，我们有罪。”在整个林改过程中，老余率领村“两委”（村支部、村委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再说说群众的智慧，谁都不能小看中国农民的政治智慧，他们在林改中发明的“草根民主”日益得到国际上的关注。比如，在长水村第3村民小组林改的实际操作中，他们让林农做主，采取四个步骤：第一步，打分。由林改小组带领村民代表跑遍各个山场，把远山与近山、资源好的与差的山、不同林种的山全部做了登记，并组织人员评估打分。第二步，分块。把全部山场按远与近、好与差、竹与木搭配好，平均分成4大块，然后确定每块山场分山的人数。第3步，抓阄。由林农自由搭配好每块山场分山的人数（多数是亲戚朋友，便于协商），形成4个小组，再抓阄（保证了程序公平和机会公平）确定每个小组拥有的山场。第4步，确定。各个小组再按户与户之间的人口比例，通过协商确定各家各户的山场。
　　老余告诉我，整个分山的过程都是阳光操作，而且非常规范，用铅笔签字不算，请人代签无效，任何决定都必须2/3以上村民通过才有效，真正体现了村民的意愿，在源头上避免了日后山场纠纷的产生。从宣传发动到确权发证，期间还进行了三榜公示，接受林农的监督。有的林农在拿到产权证时兴奋地说：“这是三榜定案，铁证如山。”
　　靠这套办法，绝大多数山林纠纷都能搞定，个别的就靠老余他们凭着长期农村工作经验“重证据、摆事实、互调换、讲感情”地一一调解处理了。这，说起来，话又长了。就此打住，总之，一场大变革就这样有惊无险、有条不紊地完成了。
　　尾声：
　　我的“林农生涯”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走时，我留下200元钱，作为吃住费，老余坚执不要，但主动提出要我一张名片。可能是为了村里办起漂流后，让我帮着宣传宣传。老余没说，我也没问。
　　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和老余见面，但我希望长水村的乡亲和占全中国人口56%的山区人口（其中大多是林农）都能借着林改的好政策子子孙孙富起来，让占国土面积69%的中国山区能够更加和谐！
严 冰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0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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