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深层次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

共和国历任科委主任、科技部部长访谈录
从更深层次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图]
——访科技部原部长朱丽兰
　　时代背景 朱丽兰，1986年7月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91年1月起兼任国家科委党组副书记，1993年5月起兼任国家科委党组书记，1998年3月—2001年2月任国家科学技术部部长。
　　朱丽兰担任科技部门主要领导期间，正值世界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科技、经济竞争巨大压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以及科技自身发展的问题，仍是科技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为此，科技体制改革从更深层次入手，进入系统结构调整阶段。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提出要从根本上形成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体制和机制。
　　——1999年《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出台，要求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依法对于相关成果完成人和贡献人给予奖励。
　　——一系列促进技术产业化的创新政策出台。如《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若干意见的条例》（1999年）；设立科技中小型企业创业基金（1999年）等。
　　——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深化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不同情况实行改革：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或提供公共服务的，按非营利性机构运行和管理；有面向市场能力的要向企业化转制。
　　朱丽兰组织和领导实施了以上诸多改革实践，为推动我国科研水平提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产业化等做出了重要贡献。朱丽兰曾任第九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为中国发明协会理事长。
　　做个好参谋：落实科教兴国战略
　　回想1998年初任科技部部长时面临的形势，朱丽兰坦言，当时最大的压力是觉得对经济和产业问题研究得不够。
　　20世纪90年代末，现代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大大缩短，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依靠最新科技成果创立新产业，拉动经济持续发展，推动综合国力提升，已成为美、日和欧洲各工业发达国家共同的发展特点之一。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设法找到战略上的突破点，要后来居上，而不是被越抛越远。”朱丽兰当时这样认为。
　　党的十五大明确把科教兴国作为跨世纪战略。1998年，朱镕基总理在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并表示决心要把科教兴国战略贯彻到底。
　　此时，作为新一届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果——科学技术部成立了。作为政府机构中主管科技的部门，科技部该如何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朱丽兰必须思考这一问题。
　　“科教兴国是个国家战略，光靠科技部解决不了问题。科技部首先要定好位：就是做个好参谋。要在做好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战略性的、有真知灼见的实施方案。”朱丽兰说，因为许多事情都要在国家层次上拍板。
　　推动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也是基于这个考虑。一次，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863”有关情况的时候，朱丽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尽快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最好请当时担任总理的李鹏同志担任组长。
　　1996年，中央发文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李鹏任组长。此后，总理担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组长成为惯例并延续至今。
　　“我是学化学出身的，对经济和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得不够，”朱丽兰坦言道，“所以我感到学习、调研真是太重要了，千万别出‘馊主意’。”
　　于是，加强战略研究，跟踪国内外科技发展情况，加强各部门协调，帮助解决问题，就成了朱丽兰的主要工作。
　　1999年，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召开，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重要论断。
　　朱丽兰根据当时的科技发展现状，提出“创新不够”是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她说，所谓“高技术”“国际竞争力”都是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根基的，离开了创新，根本不可能发展。在开放的条件下，需要别人的技术，更需要自己创新的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她强调：“不开发我们自己的技术是没有出路的。只靠引进，绝对是跟在人家后面跑，别人的关键技术，能给竞争对手吗？”
　　她还提出了“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技术开发投入的主体”等具有前瞻性的论断，但“当时还不为大家所认识”。
　　另外，朱丽兰还提出了“科技成果储备不足”的问题，认为必须要在提高科技实力、能力、水平和技术储备方面采取措施。于是，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的指导和支持下，科技部出台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纲要》以及对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部署。国家向重点基础研究5年投入25个亿，向国家重大科学工程投资20个亿。
　　863计划的“执行导演”：培养战略科学家
　　1986年，任职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所长的朱丽兰出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主要负责组织实施863计划，成了863计划的“执行导演”。
　　“钱学森同志知道我来管‘863’的时候对我说：‘朱丽兰同志，你要培养战略科学家。’我对他这句话一直记忆犹新。”朱丽兰回忆说，我理解钱学森的意思是，不要就科技谈科技，要从战略的高度上谈科技、谈发展，不能部门观念太重太狭隘，因为科技部是全国的科技部。
　　谈起我国高科技发展的经验，朱丽兰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和经济发展相结合。“当时宋健同志任科委主任，一直提的是‘高新技术发展’，没有单纯提‘高技术’，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的。”她解释说，新技术不一定很高端，但是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各方面都很重要。具体到如何发展高技术，863计划起着关键作用。
　　863计划是我国面对全球新技术革命和高技术竞争的挑战，在高技术领域做出的跨世纪战略部署。它准确把握国际经济技术未来发展趋势，是从国情、国力、国家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经济发展总目标出发的。“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引导“863”发展战略的方向。
　　朱丽兰形象地将863计划比作“顶天立地”战略，“顶天”就是要跟踪世界高技术前沿，力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立地”就是要立足于国情，立足于社会，立足于人民需要。
　　这个“顶天立地”后来又被朱丽兰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科技发展战略的三个层次：面向经济发展主战场；实现高技术产业化；基础研究。处理好“顶天”和“立地”的辩证关系是实施这个计划的关键。
　　863计划从专家选拔到项目的立项选择，逐步树立市场意识，探索产业化机制，为今后科研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有益的经验。
　　“现在看来，在发展过程中产业化方面做得还不够。”朱丽兰说，这里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从发展高科技到实现产业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当时“863”队伍里企业界的人士比较少，参与的主体还是科研院所、高校的研究人员。
　　“不过，我们在发展高科技的过程中，还是培养出了一批战略科技人员。”朱丽兰说，造就“有战略头脑的科学家，有科学头脑的战略家”，是863计划的人才目标。
　　她进一步解释说，现在，不少参与863项目的专家都成了各方面的领导，他们不仅是科学家，还关心经济、关心市场、关心产业，好多院士少了学究气，我认为这些人身份已经发生转换。这个很重要，对科技和经济的结合起了很大作用。她说：“创新型国家战略的落实也必须要有一大批战略科学家、领军人物，他们引领整个科技发展的方向，而不只是具体的项目。”
　　现在，很多科学家都成了“顶天立地”的好汉，他们将高技术开发和产业化一肩挑，把专家和老板这两个角色都演得很精彩。
　　朱丽兰认为，过去科技界重视发文章、得奖，现在有所扭转，但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对专利的申请等方面还做得不够。
　　“到国外申请专利，包括在国内申请专利，是要钱的。为了促进专利申请，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863计划项目，你只要申请专利，钱科技部来出，不从你的科技经费里出。”朱丽兰说，但是当时的问题不仅仅是经费问题，经验和人才不足都是问题。
　　“任何的发展都要和改革结合起来”
　　“863高科技计划管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专家委员会制度的建立。”朱丽兰说，机制体制改革得到了科技界的公认。
　　当初向中央申报863计划时，不少人心里也没底，怕提多了批不下来，就“努着劲向中央提出20多亿”，结果出乎意料中央批给了100个亿。
　　“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压力也大，钱有了怎么用啊，不能让钱打水漂啊！”为了避免行政部门的过多干预，863计划的管理体制采取专家委员会负责制，并形成了严格的监督考核机制，以保障资源的合理利用。
　　863计划首次在我国科技计划管理中实行专家管理制度，将政府的作用由直接行政指挥转变为从科研重点、竞争规则等方面进行间接调控，给科学家以更大的技术决策权，提高了决策质量和决策效率，降低了决策成本。
　　“专家委员会负责制主要是破除了部门之间的分割。”朱丽兰说，我们挑选专家只有一条，你这个专家不管是哪个部门的，你不是代表部门，你是“863”的专家，我们按照同样的要求去要求你、考核你，要你站在国家的高度，统筹、规划、分配和利用资源。
　　有权力就要有监督。但最初专家们对这种机制并不认同。“他们说我们那么辛苦你还不相信我们，还要被考核被监督，你朱丽兰要不要考核？”“我说我同样要考核啊！你们做得好坏不能自己说啊，你得由人家来评。”
　　为了让专家委员会保持生机与活力，朱丽兰还提出了“滚动制”。就是专家委员会的专家不是终身制，某个专家的年龄或任期到了，就自动退出。“863”专家一般两年一换。同时，对选择的项目也要进行滚动——某个项目好，就列入863计划；某个项目不行，就取消。
　　所以，有人将863计划形象地比喻成“沿途拣蛋，沿途下蛋”。“沿途拣蛋”即发现好的项目就立刻把它“孵成小鸡”，而“小鸡”一旦成长成“母鸡”，就赶紧将其产的“蛋”往外抛。这个“抛蛋”的过程，就是产业化的过程。
　　“任何发展都要和改革结合起来，没有改革，这个发展可能要走到歪道上去。”朱丽兰强调。
　　虽然朱丽兰在改革问题上特别坚决，但她也强调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一刀切”。她主张科研院所改革“不能强加，要启发，要使科研院所真正认识到改革方向的正确和重要，并通过它的实践来探索改革的具体道路和进程”。
　　1999年，应用类院所向企业化转制改革开始，全国1300多家技术开发类院所转为或进入企业，从体制上解决了大批应用开发类院所长期游离于企业之外的问题，基本建立起科技型企业的运行机制。
　　要特别重视培养良好的创新氛围
　　从科技部部长位子上退下来之后，朱丽兰把很大精力投入到民间科技创新的推动工作中，她现在担任中国发明协会会长。
　　“在发明协会，我接触了大量的民间发明创造，感受到了群众中蕴藏的巨大的创新激情和创新能力。”朱丽兰说，“现在国家每年申请的专利一半以上是非职务发明的，对这样一部分力量怎么能够忽视呢！我到各地去，看到各种创新大会、创新比赛，从七八岁的小孩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有创新激情，而且功利心比较少，他们的创新热情真正出于好奇心趋动和对于发明的追求。这种热情给我很大触动，我们在有关政策方面为什么不能对他们网开一面？他们希望的不是要很多钱，而是希望申请项目和评奖时不要把他们排除在外。”
　　在宝钢、在泉州，一些工人发明家成立了发明屋、工作室，形成一个个创新团队，在引进设备解决问题时连外国专家都对他们佩服得要命，外国专家没解决的问题中国工人解决了。这样一个个生动的事例，让朱丽兰感慨不能忽视群众的创新积极性。她说：“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绝对不能忽略第一线工人的创新能力。”
　　朱丽兰认为，创新是需要学习和积累的。在今天这样的社会中，创新决不会凭空而来，要靠学习靠积累，一定要获得大量信息，这些信息能够变成知识，这些知识通过自己的思考会变成智慧，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创新。
　　“这一点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更明显了。那些在危机中岿然不动甚至更好的企业，大多得益于他们10多年之前就注意创新，注意了品牌建设和新产品开发。要是到出现问题了才去做，就来不及了。”朱丽兰说。
　　谈起对未来科技发展的期望和建议，朱丽兰认为，重要的是搞好人才队伍建设。她这样概括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关系：“经济是今天，科技是明天，教育是后天。所以，为了今天的经济，科技要在昨天就抓，教育要在前天就抓。人才队伍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起来的。现在我对科技界有些风气很担忧，急功近利，浮躁，肤浅，静不下心来，缺乏契而不舍的持久精神。”
　　朱丽兰认为，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培养良好的创新风气，必须处理好几种关系：
　　一是利益和理想的关系。不讲利益不行，但光讲利益不讲理想做不成大事，没有理想就没有动力和激情去攻克难关。
　　二是专家与群众的关系。专家和群众不要对立起来，以企业为例，专业队伍与工人之间要有很好的交流和合作。
　　三是老中青结合。别老以院士什么的资历来论英雄。“王选就说过他最有才华的时候不是院士，当了院士，才华已经不是最好的时候了。”
　　四是中央与地方结合起来。“中国很大，一个省的人才队伍规模可能要比某些国家的还大，而且各地有各地的特点，别老看北京，地方上也有人才，尤其是落后地区的人才更为可贵。资源分配时要向第一线艰苦的地方倾斜，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工作。”
　　五是创新要和务实相结合。要多调整研究。“你在办公室想不出来的，到下面一看有的已经解决了。”
　　“在整个经济结构调整中，科技应怎么起到支撑和引领作用？”朱丽兰说，产学研结合应是产业链的结合，要从产业链和科技链的结合上来考虑产学研的问题，而不是单纯考虑某个项目上某个研究所和企业的结合，实际上是系统和系统的结合。此外，相关配套政策还要跟上，例如，因为没有相关的价格政策，我们生产的节能灯大都出口，给外国人节能去了。
胡菊芹 科技日报 2009-09-05

关键词 科技  创新  体制改革